蝉鸣 / El canto de las cigarras [Rel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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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鸣

电话声响起，大概率父亲被推销电话惹恼火了，所以不紧不慢的接起电话。我很期待父亲会对电话那头说些什么，他不是一个易怒暴躁的人，往往在拒绝别人时显得几分不好意思和羞涩。就这样静静等待着电话那头先开口，只听传来了熟悉的乡音， 不听内容便知道是亲戚家人打来的电话。我放松的瘫坐在沙发上，有几分落寞，显然因为没有看到父亲的表演而小小失望。父亲和电话那头的人简单问候后便拿着电话去院子里接听，中原地带的人互相问候无非是吃了吗？我不以为然的认为只是亲戚间联络联络感情，便不再对这次接听电话感兴趣了。许久，父亲走了进来转身对母亲说：“田华去世了！”母亲放下了手里的擀面杖扭头问：“什么时候？”父亲显得难过极了，垂着头回答道：“昨天！我们得收拾收拾回去一趟，今晚就走！”母亲沉默不语，又拿起擀面杖擀面皮，只是动作有些迟缓，不像平时干活麻利的她。沉默许久小声嘟囔着：“多么好的一个人啊，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听到这些话我站了起来说：“我和妹妹也回去吗？”母亲一边擀着面皮一边回答我说：“当然要回去了，你大娘对你们这么好，刚好又是暑假，一起回去吧！我便起身收拾自己的行李，老实说我并未感到十分难过，反而对这次回老家感到期待，就像是一次短途旅行。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听父亲说那时家里穷的揭不开锅，爷爷奶奶为了三个儿子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到处借钱给大伯找了个隔壁村的姑娘。对大娘的印象有点模糊，只记得她很倔，每每遇到不开心就撅起嘴来，向这个村庄的一草一木宣泄她的不满。

      童年时期我住在姥姥家多，偶尔周末大伯和三叔踩着脚踏车来接我去爷爷家，有时大伯来，有时三叔来，总的来说三叔来的多一些。大伯踩累了便让我下车，一起沿着乡村小路走去爷爷的村庄，我们不曾讲话，不是我不愿意和他说话，是他的话少，就像一个闷葫芦，我也不好意思打开话匣子。我更喜欢三叔来接我，三叔相比大伯性格开朗的多，吐露的言语也有几分风趣。每次来爷爷家时，街坊邻居总爱问我姥姥如何？表姐们如何？在这样不大的地方，村子和村子紧挨着，亲戚朋友们就这样散布在周围。我不爱回答这些问题，便一股脑的应答道，好，都好！

      “饺子煮熟啦，快来吃饭！” 母亲一边吆喝一边扯下围裙。饺子包的有点晚了，下午一两点才吃上，我饿坏了，囫囵吞枣似的吃了起来，往日，每次吃饺子我都爱配上蒜，不知为何那个下午一颗蒜也没吃，也许不愿在晚上回老家的时候污染了车里的空气。我一边吃一边听母亲讲大娘的故事，母亲说大娘是一个很好的人。那年母亲刚生下妹妹，没人照顾她，爷爷奶奶好像外出拾破烂去了，大娘便照顾起了她的月子。母亲说到妹妹时，我心里就来气了！前些年份大娘在杭州待过一段日子，租住了一个小单间，离我家不远，在大城市人生地不熟，她喜欢来我家串门和母亲聊天。有一日母亲外出买菜，只剩下我和妹妹在家，大娘走进来了，问母亲去哪了？她知道答案后便在床头坐下了。而我被电脑游戏迷上了，没太在意大娘的一举一动，不久后，戴着耳机的我突然听到些许争吵声，我摘下耳机扭头往后看。只听妹妹说：“这是我家，别来我家！”大娘低了头后笑了笑说道：“我是来找你妈的，不是来找你的。”那刻，我想空气都凝固了，我无法相信上小学的妹妹嘴里说出这样的话，虽算不上恶毒，但也十分伤人心。我马上出来打圆场说：“不要吵了，我妈马上就回来了！”几分钟后母亲就拎着菜回回来了，大娘见到母亲十分窃喜，问母亲买了些什么菜。母亲便把蔬菜瓜果展示给大娘看，然后把一袋子菜分了两份，起身就给了大娘。大娘不好意思的接了过来，我知道大娘的日子不好过，几乎日日清水面条配白菜。我也起身劝大娘拿着，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训斥着妹妹问道：“你和大娘吵架了？她是你大娘，不懂事的孩子！”大娘尴尬的笑了笑说：“没有，没有，闹着玩呢！”大娘此刻失去了在老家的性格，那个倔姑娘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不知她的性格为何改变了，通常来说倔脾气不易改变。我不理解妹妹为什么说话不过脑子，上了小学的孩子应该知道点是非对错了。记得还有一次，在杭州上班的表舅找了个媳妇，我们围在一起吃饭，也算是带着未过门的媳妇见见娘家，大家其乐融融有说有笑，都夸舅妈长的乖巧，个子也高。母亲转身说笑似的问我：“你舅妈长得好不好？”我知道言下之意，尽管我还小，便回答道：“挺好的，帅哥配美女！”我这样的回答惹的大家哄堂大笑。母亲又问妹妹：“妞妞，你说呢？”我当然知道这是为了烘托气氛故意问孩子们的意见，因为孩子们的话很难作假。妹妹撇了一眼舅妈说：“难看死了！”我们都愣住了，母亲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哪里难看了，你舅妈长得比我好看多了！”我感到羞愧，妹妹破坏了这一和谐的气氛，说出了这样不过脑子的话，更何况她还是我妹妹。现在她长大了， 不再有这样的情况了，但我依旧感到难过，我可以感受到大娘和舅妈的沮丧，弥漫在空气中的尴尬。

     母亲说完了和大娘的故事后，父亲接着话说：“你大娘挺遭罪的，脑癌开刀之后没恢复好，无法独立行走，依靠拐杖慢慢挪着走。你大伯借了不少钱为她看病，可是她娘家人总觉得大伯不想给她看病！”大娘生病这件事我是知道的，从晕倒到去医院检查出脑癌再到去世，好像没有超过一年的时间。刚在医院检查出脑癌的时候我就和父亲探讨，不要开刀，试试中医吧！我是一个中医迷，我相信人和自然的平衡关系，也相信命运轮回，如果一个人的气数真的尽了，谁也没法挽回。最后，大伯还是选择了开刀，他们这代人赶上了改革开放，西方技术和洋物潮扑面而来。穿西装，打领带，小感冒都要去村头的医务室挂盐水打针。我不屑这种方式，更愿意自己煮点草药喝了之后睡一觉。开刀的手术在县城里还做不了哩！大伯带着大娘跑到了郑州，手术倒是挺顺利的，接下来就要看命运的造化了，恢复的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大伯为了这次手术前前后后借了一二十万，他本身也没什么钱，卖过凉菜，卖过糖葫芦，干过保安！哪一个也不见挣到了钱。要说起大伯的职业生涯，他还干过传销嘞，早些年大伯一个人在外闯荡，不知道去了湖北还是四川。有一日打电话给我爷爷，说他在外做起了生意，实在忙不过来让爷爷过去帮忙。爷爷问做了什么生意？大伯回答道开了一个废品回收站，就这样爷爷坐了好久的火车去了大伯说的地址。刚一进门爷爷就发觉不对，一屋子坐满了人，晚上睡觉时爷爷侧着偷偷抹着泪，没敢发出声。这些都是我前几年回老家时爷爷奶奶在谈论大伯和他孩子们的未来时和我说的，我听后唏嘘不已，无法想象人怎会如此好骗？传销的魔力只对于自我意志力不坚定的人有效果，像我这样的人，只能传销别人。

     打包好全部行李已经是傍晚时分，父亲给车子加满了油，开启了导航，这是家的方向。因是夏季，天气闷热，我们带了一箱杨梅回去给家里的老人尝尝鲜，我的老家没有这样的水果。父亲对杨梅可不陌生，每逢杨梅季节，母亲就选上品相好的杨梅放进大玻璃罐里，把土烧倒满至瓶颈，放入黄冰糖，然后封口等待杨梅酒的发酵。父亲每晚都爱喝一口，杨梅酒最佳。偶尔我受了风寒，他便从酒罐里抓两三颗杨梅，让我慢慢吃下去，说是治疗感冒很好。土烧性烈，搭配杨梅却有一番风味，酸酸甜甜回味带点辣。夏季的高速公路不同于冬季的新年期间，车子高速行驶的十分流畅，母亲在副驾驶投喂父亲。而我则是一路满怀期待回到老家，我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切都让我觉得新奇。车子行驶到凌晨，我们已经到达县城了，县城的变化是巨大的，原本破旧的三四层小楼早已推倒，到处都是新开发的楼盘。我们停在一家胡辣汤店附近，拖着疲倦的身子吃早餐。回到老家对于我来说，最让人激动的就是家乡的食物了，河南胡辣汤和西安胡辣汤略微不同，佐料和食材都不一样，家乡的胡辣汤佐料味重些，再配上水煎包，这就是传统的河南早餐。胡辣汤散发的辛香味打开了在座的每个人的鼻腔，疲倦早已消失不见了。父亲给爷爷打了电话，报告现在的位置后并继续启程。河南乃至中原地带的农村道路不尽相同，路的两边种着不知是杨树还是桦树，从下往上三分之一的位置刷上白漆，父亲解释道那是杀虫的，也能提示在夜晚赶路的人注意安全。

      终于，我们驶进了村子里。在这样的农村里，陌生的汽车和人进来都会让本村人感到好奇。父亲摇下窗户和老乡们散烟并打招呼，起初我对这些坐在村子路边的人们并不感冒，后来经父亲的讲解才知道这些人随便抓一个都和我有着血缘关系。爷爷奶奶早已在门口等待，奶奶迎着笑脸，爷爷嘴里叼着烟，没有表露出太多神情。我知道爷爷的烟瘾很大，无论他是修理拖拉机还是劈柴，嘴里总叼着烟，一根灭了马上再续一根。我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进了门，包括那筐从八百公里外来的杨梅。接着我们便开始分享带来的特产，父亲带了杭州的特色香烟给爷爷，母亲则准备了西湖藕粉给奶奶。至于大伯的二儿子和三叔的儿子我们什么也没准备，因为按照惯例我们会去镇上逛街，每逢我们回到老家都是如此，在街上母亲给两个孩子买衣服鞋子和学习用品。三叔也回来了，我们也是很久未见，他和婶子在西藏工作，不，只有三叔工作，婶子只待在家里。我们围坐在院子里，奶奶从屋里拿出甘蔗一边砍着甘蔗皮一边对大家说：“最近两年好多人在路边卖水果，听说是从广西批发的，挺甜的，买的人很多，估计没少赚钱哩！”三叔接上了话对我说：“毛毛，赶明你骑着家里的三轮车也去卖水果吧，批发点甘蔗，苹果和橘子。”我尴尬的笑了笑说：“好啊，这有什么难的，可我不会吆喝，你替我吆喝吧！”全家人哄堂大笑，似乎大娘的去世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归来的气氛。“大伯呢？”我问道，奶奶说：“在他自己的屋子里呢，守着呢。”不用奶奶解释我就明白在守着什么了。紧接着父亲问爷爷；“土葬没事吗？我听说政府要求火葬。”爷爷叼着烟回答道：“没事，大队里管的不严，前些日子好几个都是土葬，也没见大队里来人。”是的，在农村里我们依旧保留着入土为安这类习俗，听爷爷奶奶说入土的位置还未敲定好，这可是一个技术活，风水师在去世的人家地里用仪器寻找风水宝地，接着同个宗亲和左邻右舍的老爷们齐力挖坟坑。这又是个体力活，挖过暄软的表层土壤，便是十分夯实的土，干一会歇一会。主人家可不会亏待了这些人，一条烟和一堆饮料码在地头，坑挖的深了得有一两个人跳到坑里修理修理四壁，讲究一个方正。农村就是这样，谁家有事不用请，大家便一块来帮忙。当然，我也见过去请人家来帮忙的场景，前些年新年已经过完，我因公司年假延长便一个人留在老家。斜对面的一户老人的白事让我赶上了，我从未在农村见过这类事。在城市里人走了便拉去殡仪馆火化，草草了事。那户老人走的也是凄惨，无儿无女，侄女去送饭敲门不应声，翻过墙头推开门才知道人已经走了三四天了，在冬季，尸体腐败的慢极了，谁也没闻到味，只是纳闷这老头怎么不出门串巷子了。既然无儿无女，侄子侄女便帮忙办事，侄女来我家，问我奶奶能否去帮帮忙。奶奶当然知道这其中的缘由便揭下围裙匆匆走了，我便跟着一同去了。塑料布临时搭建的灵堂，布上写满了送人走的好话，在场的每个人身上都带点白，同宗亲的爷们头上带白帽子，娘们系上孝布，缠绕一圈，来帮忙的邻居们手臂上系上白布即可。因我随同奶奶一块去了，便充当起了这位老人的子孙，头戴白帽，手里拿着馍馍，热热闹闹的跟着队伍演习去了。说是演习，丧礼队伍抬着空棺材，吹着喇叭沿着规划好的路线去往地头。我猜想，这是在告诉去世人的灵魂赶紧回来，你的葬礼马上要开始了，跟着队伍去认认新家。演习结束后，主人家请来的厨子们烧上好菜，招待抬棺和帮忙的老乡们，我喜欢吃这样的席，一天下来我觉得十分有趣，在城市里从未体验过这样的日子，回到家之后奶奶说我比谁都积极。

     次日清晨天蒙蒙亮，这位一辈子无儿无女的老人的葬礼正式开始了，因为发现老人去世的时候已经是他走了三四天之后了，所以他的葬礼便匆匆开始举行了。我和奶奶一同去了那户人家。因已经演习过，每个人干活搭配的十分和谐，一切准备就绪后，男人们便围在大树下抽烟，等待吉时出发。在农村办事离不开烟，散烟是礼节和示好，当然我也接过了烟，我从高中时期起便抽起了烟，喜爱浙江烟，河南烟抽着嘴里发苦，抽个两三口便不愿再抽了。在途径的每棵树上都贴着白条，上面写着路过风水宝地，大概是向鬼神借路。时辰到了，抬棺的人把棺材固定在用拖拉机拉着的铁架子上，喇叭声响起，队伍便以拖拉机为首慢悠悠的走向地里去。我手里拿着馍馍，一边走一边撕下一小块丢在路两边，来不及问缘由，我想大概是让老人吃饱或者敬给鬼神的。队伍出了夹道子调转方向往南走，忽然队伍停了，所有人跪下磕头，我也不例外，因为我扮演的是这位老人的子孙。紧接着我被请来的专业哭丧人所吸引，哭声哀鸣，声嘶力竭，像是真的难过一样。此时我想走过去看看她是否真的掉了眼泪，还是只打雷不下雨。队伍两边的人扶起哭丧人，喇叭声一起，我们又开始了这场游行，再这样的队伍里多半和我一样是来凑热闹的，没有悲伤的气氛，只是大家想顺利把这件事办了。我们走走停停，走到了一个水沟子旁，操办白事的人唱起了戏，音响设备粗劣，听不清唱的什么，大抵是一些悲伤的词，送人往极乐世界走的好话。唱完之后,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隔壁村的和过往的路人，不知道哪个男人说再来一个！操办白事的人犹豫不决，老人的侄子说给你加一百块，唱吧！拿了钱就得办事，随后，唱起了流行于中原地带的豫剧。不知为何，农村人无论是谁家结婚或办丧，还是谁家孩子满月办酒，都爱请戏团子来唱几天戏。那时没有什么娱乐，看戏是一大乐趣，搬着板凳一坐就是一下午，人在看，鬼也在看。队伍走到了地头上，留下了娘们家，只让爷们进地里完成剩下的事，我不解这样的事情，也从未问过。棺材放下前，在坟坑边烧起了纸钱，再把还未燃烧完的纸钱丢进坑里，剩下的馍馍也一并丢进去。调整完棺材的角度后便封土，我没等封完土就回家了，因为这位老人的人生和我的体验都已结束了。

        这次回老家是暑假时期，河南的夏季闷热无比，晚上吃完饭之后便跟着父亲来到了大伯家，不出意外，大伯还守着冰柜呢！我没敢往冰柜里瞅，倒不是怕，只是觉得不太礼貌。父亲对大伯说：“你去睡一会吧，后半夜我在这看着！”大伯没有说话，转身就走进卧室睡了，可能来日里这些繁琐的事情让大伯心力憔悴，真的是累坏了！我在大伯家的院子里转悠，蹲在菜地边上抽烟，突然想起孩童时期来大伯家吃饭的场景，大娘笑着脸给我盛了一大碗面片，我一边蹲在菜地边吃一边听大娘骂堂哥，她说：“你一点都不听话，晌午饭还得叫你回来吃，下午别跑出去了，看看毛毛，人家多乖。”

中国式家长总爱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我蹲在地上暗自偷笑，因为本质上来讲我比堂哥还要野，只是我藏的深。堂哥一声不吭的吃饭，他还真像大伯。夜深了，我陪同父亲守到了上半夜便扛不住倦意，独自摸着黑回家了。到家之后妹妹早已睡下，我们挤在同一张床上，这张床父亲和母亲新婚时就在这儿，老旧的中式家具摆满了不大的房间，我依稀能想象出母亲嫁到这的第一天，十八九的姑娘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家，二十岁便有了我。我是在兰州出生的，算命先生说父亲的财运在西边，便带着母亲去了兰州开了一个早餐店。后来没得财母亲便抱着襁褓中的我坐火车回了老家，母亲说火车上人声吵杂，各种人都有，可我不哭也不闹，安静极了。妹妹的鼻息声越来越大，想来舟车劳顿她也累坏了，我伴着她的鼻息声慢慢入睡。

        回到老家的第二日清晨，我被父亲和奶奶的谈话声吵醒，我便起床洗漱，早饭奶奶已经做好，我看不见父亲脸上的倦意，只是面无表情，我不知父亲是如何熬过这一夜的，也许父亲在昨夜悟透了人生之路，生老病死是这个世界的规律。实际上，我认为我的父亲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既不懂这些也对这些毫无兴趣，我曾多次和父亲谈论生老病死和轮回转世，他只是笑笑附和着我。好像他认为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才是真的世界，而我从小就不这么认为，没有人教授我这类的知识，多半靠兴趣自己摸索。父亲吃完早饭后便倒头睡去，我想今晚该轮到三叔了，守夜是一个漫长的事情，农村的时间体验感比城市慢的多，在这样漫漫长夜中，守着昔日的亲人的肉身，这种体验用五味杂陈来形容不过分。 吃完早饭后，我们一家子围坐在院子里商讨白事的流程和繁琐杂事，比如大娘的坟是埋到南边的地里还是北边的地里。南边的地相距家里有些距离，北边的地走路几分钟便到了。后来一致决定把坟埋在北边的地里，爷爷觉得今后祭祀方便，因为大部分去世的祖宗都埋在北地。接着就是要请专业的风水师选择宝地了，如同那位去世的老人一般，这是个不错的行当，在农村因老人居多，生意大抵不错，又因为农村信仰这类老传统，所以农村风水师十分受人尊敬，无论到哪都是好烟好酒伺候着。说罢风水师晌午饭后便来了，我随着众人一同前去。夏季的地里种着玉米，长势不错，比人还要高一头。只见风水师拿着罗盘转转悠悠，嘴里哼哼唧唧便选了北地的一块区域，地方选好了接下来就是要把玉米清理出来一部分，方便后续为挖坟坑做准备。来帮忙的大部分是同宗亲的老爷们，这种事不需要请，一般都会闻讯赶来，闻讯赶来的还有睡醒的父亲，拿着草帽踱步而来。我拿起铁锹顺着玉米的根部铲去，根部的切割面如此平整，手感顺滑，玉米根就像是脆饼一般，我爱上了这种感觉，便一股脑的铲啊铲。接着，我就受到了父亲的指责，他说：“别铲了，铲掉的地方大小足够了，这都是你爷爷辛苦种的。”我有点不知所措了，觉得自己因为好玩而浪费了粮食，旁边站着一位同宗亲的爷爷嘴里叼着烟朝着我笑，大概觉得我有点混蛋吧！我应该喊他五爷，他和我的爷爷是一个爷爷，只是他的年纪偏小，这位五爷说来也是很郁闷，前些年新年期间花了两三万请媒人安排相亲，钱是花出去了，事倒是没办成。我记得有一日，父亲开车送五爷去其他村子接媒人，我也便跟着去了。接到了之后去了镇上一家不错的馆子吃饭，五爷想留下我们一同吃饭，父亲是明事理的人，人家办事吃饭我们凑什么热闹，便知趣的和我一同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父亲便和我嘟囔，请媒人吃饭吃的次数太多了，媒人身边又带了几个老头，说都是媒人，大抵是一同前去蹭饭的，这个事很难办成，根本就不像是办事的样子。我听来也是觉得颇有道理，因我们没有同他们一起吃饭，便不知道在饭桌上发生了什么。随后的一天五爷和我爷爷在家门口闲扯，说着说着便进来坐了坐，五爷说事情可能办不成了，要问问我们的意见看看怎么弄。父亲主动开口问了一下整个办事过程的来龙去脉，我也是觉得有点惊讶。五爷说每次吃饭都是点的高档白酒，有现金红包，临走了每人再送一条烟。就这样的情况的下馆子有个三四次，怪不得媒人身边要带点人一同去，要是我，我也去。有吃有喝有的赚还有的拿，何乐而不为呢？父亲接着便说了那日和我在车上的想法，我们都觉得有道理，因为连女方的家长都还没见到面便请了媒人吃了三四次的饭，这显然不合常理。我也理解五爷，为自己的儿子操心办事，事事亲为，花点钱不算啥。据我所知，五爷的儿子现在还单着呢，这两三万是打水漂了，打的还是一滩死水。我们把玉米地清理出了一个小圆圈，老爷们拿着铁锹开始挖了起来，我没有帮忙，这样的体力劳动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我也怕帮了倒忙，跑着去了小卖部买水买烟伺候这些体力劳动者。我坐在地头看着他们一铲土一铲土的挖着，思考我的葬礼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举行，将来土葬还会保留吗？我不是太喜欢火葬，虽然已经感受不到被火燃烧的剧烈疼痛感，但总感觉不舒服。那剩下的就只有水葬了，鱼一点一点吞食我的尸体，我又感觉有点变扭。天哪，连举行葬礼的形式都如此让人犹豫不决，那么那些自杀的人选择如何离开这个世界想必更加茫然和焦灼。我靠在杨树下，蝉鸣响起，热烈而局促，让我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我尽力把蝉鸣和风声想象成大自然的交响曲，那么我是指挥家还是听众呢？我捡起了树下的树枝，胡乱的在空中划着，仿佛身在维也纳。我丢掉了树枝，倚靠在树下闭着眼睛倾听这场音乐会，蝉鸣、风声和树叶摇晃的声音，此刻我又变成了听众。音乐会终究会结束，该以热烈的结尾结束还是悲伤的结尾？我没有答案，就如同我不知如何选择葬礼的形式一样。

已然记不清是回到老家的第四日还是第五日，我们办了白事的流水席，大娘的头七也快守完了，这意味着马上要下葬了。按照佛教经典来说，人应该守七七四十九天是大境界，现代人哪里能守的了那么久呢？头七也足够了，外国人今天去世，明天就下葬了呢！也不见得外国人来世哪里少了一块皮一块肉，也许守头七显得孝顺或者是最后的尽孝吧。我们办了中等水平的流水席，如今农村的流水席菜式多，味道中规中矩，迎合大众，依然是农村人办事的第一选择。在大城市里偶尔也有这样的流水席呢，我的同学的父亲就是在杭州做这样的行当，可不少挣呢。按理，白事不应该请，只要你觉得生前关系和这家不错或者是一个村子的街坊邻居都应该来参加白事的流水席。参加白事的礼金大抵能和流水席的成本抵消，或许可以再赚一点。我倚靠在大伯家的门口边上，注视着记账和收礼金，记账的人是村委里的会计，戴着老旧款式的玻璃眼镜，嘴里叼着烟，每当有人来送礼金他便用手沾了沾口水用力的翻着记账的小本子，显得有些吃力。一般的礼金不会太多，这方面也会有个市场价，包多少礼金大家也都会讨论，只有生前关系十分要好的或是亲戚包的礼金相对来讲要多一些。我扭着头往门缝里看，县城里请来的厨子们已经在开始忙活了，流水席是一个大工程，据说他们一大早就来了，择菜，洗菜，备料，炸鱼炸肉。这样的大锅饭烧起来确实和城市里的不一样，虽然卫生条件跟不上城市里的标准，但祖祖辈辈都这样过来了也没见谁吃了闹肚子生病。在我的家乡吃流水席目前还没有遇到哄抢的情况，一般人们都是坐在自己熟悉的人的旁边，当然也会顾忌吃相，如果吃香难看可是会被人议论一阵子的。我选择和父亲坐在一桌，因为我已经到了可以喝酒的年纪，在老家闲来无事，每逢酒局我也都会喝点，在我的老家饭桌上见不到啤酒，清一色的白酒。我们酷爱白酒，不知是上头快还是饮酒习俗，总之我从未见过啤酒上过桌。同桌的宗亲对我喝酒并不感到诧异，他们开始喝酒的年纪比我早太多了，只是打趣的问我可以喝多少，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我能喝多少白酒，可能半斤刚好，心情好能喝上八两左右。在这里喝酒经常见到劝酒，听说有这样的传统是因为过去河南地界太穷，酒都是先让客人喝，最好是把客人喝趴下了才能证明招待的十分周全。很显然，这样的陋习不应该再存在了，饮酒的气氛固然重要但身体健康也不容小觑。和我同桌的这些大人们已经酒过三巡了，接下来就是要劝酒了，你再倒点，我也再倒点，这样显得公平。酒劲上来之后他们又开始划起了拳，一个个喊的脖子露出青筋，我很少见过这样的场面，这种酒局游戏我想现代年轻人没有几个会了。貌似在座的人都不认为白事喝酒划拳有何不妥，，确实在这场流水席上我没有特别明显感受到大家的悲伤，我不知道是现代人对于死表现的豁达还是他们明白顺其自然就好，早早的释然了这生老病死。我想人能释然生老病死是非常困难的，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大圣人，也没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悟性。流水席进行的差不多了，同村的上了年纪的人拿着塑料袋开始打包剩菜了，这确实是个好的习惯，一是不浪费粮食，二是这么好的菜如果不是过年期间，平常是吃不到的。每逢流水席，我都会看到有人打包剩菜，有时候主人家会主动发塑料袋，如果你想带走剩菜，大家都是欢迎的。席上还有三三两两的人在喝酒，我放下碗筷去了北边的地里晃悠，车轮碾过的泥巴路凹凸不平，像是人生跌宕起伏一般。我坐在杂草堆上，看似在沉思我与家乡和家乡人的种种渊源，风声呼啸而过，没有遮挡物的土地，风就是主宰者。那这个世界的主宰者是谁？你可以说是财阀或者高官，但我不以为然，因为他们都是人，只要是和人有关的事物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消亡殆尽，所以在以人主宰这个物质的世界时，一切都不是永恒的。我想普通人没有机会和胆识主宰自己的一生，骨子里的自卑者从生下来就是乐意被人主宰的，主宰者设定好了规则和方向，即使是这些自卑者过的不如人意但也会欣然接受，因为他们不需要思考如何制定这一切，也无法思考，你不得不说人是没办法平等的。有的人生来具有领导者的天赋，有的人生来就是被领导，没有对错，没有好坏，只有适应于这个世界的人，才会懂得如何和社会和谐。我不知道在杂草堆上坐了多久，月亮出来的时候我才晓得该回家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大娘的葬礼如期举行了，抬棺的人和办白事的人早早来到了大伯家，你可以看到拖拉机停在门口，已经准备就绪。不知为何，下葬的那天，哀伤的情绪悄然来临，这像是前些日积累的情绪在今日迸发出来。母亲是个胆小的人，她很少进到大伯家，更害怕看到躺在冰柜里的大娘，但今天她自己走进了院子里目睹着抬棺前的准备，大家把大娘从冰柜里挪到棺材里，她穿戴整齐，套了好几层的衣服，颜色并不算鲜艳，脚上穿着偏清末民国的鞋子，通底黑色。检查完所有的事情后，棺材盖上了，大娘的一生在这个世界上从此完结，这是她最后一件人生的大事。发丧的队伍已经在门口排列好，大娘的二儿子捧着相片，那时他才上小学，虽不懂人生大义但已经明白了些许事理。拖拉机拉着棺材走在前头，我们跟在后面，我又在队伍的后头，我可以轻而易举的目睹在场发生的一切事物，大伯哭的悲痛欲绝，侧着身子让堂弟跪下，说这是你娘。我对大伯的哭感到诧异，虽然在这样的场合哭是符合主旋律的，但我从未想过大伯哭的如此凄惨，也许他不只是为大娘而哭，而是为自己的前半生如此悲惨而哭，种种不公平和倒霉全部发生在他身上，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习惯沉默不语。我们并没有走的太久，因为北边的地里离家里很近，过往的邻居们注视着发丧的队伍。显然她们对大娘的骤然离去显得不知所措，大娘的人品和口碑不差，所有人都感到惋惜。我们走到了地头上，按照规矩女人们无法进到地里，我随着队伍来到了提前挖好的坟坑，男人们用木头做的杠头调整棺材的角度并放入坟坑里。接着，和那位老人的葬礼一样的步骤依次进行着。我慢慢从男人们中退去，走到了地头上和女人们围在一起。头上的蝉鸣声又起来了，可惜今天没有风，听不到交响曲，燥热的空气依附在黏浊的皮肤上使人们变得不安，擦汗的毛巾耷拉在每个人的肩膀上，你可以隐约看到在地里忙活的男人的汗珠被太阳折射出的光芒如此刺眼。我希望大娘的灵魂注视着这一切，我们没有忘记她，至少现在不会，至于将来，她会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一个倔强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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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canto de las cigarras

Sonó el teléfono; probablemente mi padre estaba molesto por la llamada de telemercadeo, así que contestó despacio. Tenía curiosidad por ver qué diría al otro lado. No era una persona que se enfadara fácilmente ni se enfadara; solía mostrarse un poco avergonzado y tímido al rechazar a alguien. Esperé en silencio a que hablara primero, y entonces oí un acento local familiar. Sin siquiera escuchar la conversación, supe que era un familiar llamando. Me relajé y me dejé caer en el sofá, un poco desolado, claramente decepcionado por no ver la actuación de mi padre. Tras un breve saludo, mi padre llevó el teléfono al patio para contestar. En las Llanuras Centrales, la gente suele preguntarse simplemente: «¿Has comido?». Lo descarté, pensando que eran familiares poniéndose al día y perdí el interés en la llamada. Al cabo de un buen rato, entró el padre, se volvió hacia la madre y dijo: «¡Tianhua ha fallecido!». La madre dejó el rodillo y se giró para preguntar: «¿Cuándo?». El padre parecía muy triste y respondió cabizbajo: «¡Ayer! Tenemos que empacar y volver. ¡Nos vamos esta noche!». La madre guardó silencio, volvió a coger el rodillo y extendió la masa, pero sus movimientos eran algo lentos, a diferencia de su habitual rapidez y eficiencia. Tras un largo silencio, murmuré en voz baja: «Qué buena persona, ¿cómo pudo irse así como así?». Al oír esto, me levanté y pregunté: «¿Deberíamos volver mi hermana y yo también?». Mi madre, mientras estiraba la masa, respondió: «Claro que sí. Tu tía fue muy buena contigo, y son vacaciones de verano, ¡así que volvamos juntas!». Me levanté para preparar mi equipaje. Siendo sincera, no me sentía especialmente triste; al contrario, esperaba con ilusión este viaje de vuelta a mi pueblo, un viaje corto. Mientras preparaba la maleta, mi padre me contó que en aquel entonces, la familia era tan pobre que ni siquiera podíamos comer. Mis abuelos se habían preocupado muchísimo por los matrimonios de sus tres hijos, pidiendo prestado dinero por todas partes para encontrarle a mi tío mayor una chica del pueblo vecino. Mi impresión de mi tía era un poco vaga; solo recordaba que era muy testaruda y que, cuando no estaba contenta, hacía pucheros y desahogaba su descontento en cada brizna de hierba y árbol del pueblo.

Durante mi infancia, viví la mayor parte del tiempo en casa de mis abuelos maternos. De vez en cuando, los fines de semana, mi tío mayor y mi tercer tío me recogían en sus bicicletas para ir a casa de mis abuelos paternos. A veces venía mi tío mayor, a veces mi tercer tío, pero por lo general, mi tercer tío venía con más frecuencia. Cuando mi tío mayor se cansaba, me dejaba bajar y caminábamos juntos por los caminos rurales hasta el pueblo de mis abuelos paternos. Rara vez hablábamos; No era que no quisiera hablar con él, pero era un hombre de pocas palabras, como una calabaza silenciosa, y yo era demasiado tímido para iniciar una conversación. Prefería que mi tercer tío me recogiera. Comparado con mi tío mayor, él era mucho más extrovertido y sus palabras solían ser bastante ingeniosas. Cada vez que visitaba la casa de mis abuelos paternos, los vecinos siempre me preguntaban cómo estaban mis abuelos maternos y cómo estaban mis primos. En un lugar tan pequeño, los pueblos estaban muy juntos y los familiares y amigos estaban dispersos por todas partes. No me gustaba responder a estas preguntas, así que simplemente exclamaba: «¡Bien, todo bien!».

«¡Las albóndigas están listas! ¡Ven a comer!», gritó mi madre mientras se quitaba el delantal. Las albóndigas se hicieron un poco tarde; no comimos hasta la una o las dos de la tarde. Tenía mucha hambre y las devoré. Normalmente, me encantaba comer dumplings con ajo, pero por alguna razón, no comí ni un solo diente esa tarde. Quizás no quería contaminar el aire en el coche en nuestro camino de regreso a nuestro pueblo natal esa noche. Mientras comía, escuché a mi madre contar historias sobre mi tía. Mi madre decía que mi tía era una muy buena persona. Ese año, mi madre acababa de dar a luz a mi hermana menor y no había nadie para cuidarla. Mis abuelos parecían haber salido a recoger sobras, así que mi tía la cuidó durante su período de posparto. Cuando mi madre hablaba de mi hermana, mi corazón… ¡Estaba furioso! Hace unos años, mi tía se quedó en Hangzhou por un tiempo, alquilando una pequeña habitación individual no muy lejos de mi casa. Como no estaba familiarizada con la gran ciudad, le gustaba venir a charlar con mi madre. Un día, mi madre salió a comprar comestibles, dejándonos solo a mi hermana y a mí en casa. Mi tía entró y preguntó dónde había estado mi madre. Tras recibir la respuesta, se sentó en el borde de la cama. Yo, en cambio, estaba absorto en los videojuegos y no presté mucha atención a lo que hacía mi tía. Un rato después, con los auriculares puestos, oí de repente una discusión. Me los quité y me di la vuelta. Oí a mi hermana decir: «¡Esta es mi casa, no vengas a la mía!». Mi tía bajó la cabeza, sonrió y dijo: «Vine a ver a tu madre, no a ti». En ese momento, sentí como si se me congelara el aire. No podía creer que mi hermana, que iba a la primaria, hubiera dicho algo así. Aunque no era precisamente malintencionado, seguía siendo muy hiriente. Enseguida intervine para calmar las cosas, diciendo: «¡No discutan, mi madre volverá pronto!». Unos minutos después, mi madre regresó con la compra. Mi tía se alegró de verla y le preguntó qué había comprado. Mi madre le enseñó las verduras y las frutas, luego dividió la bolsa en dos y le dio una a mi tía. Esta la aceptó tímidamente. Sabía que la vida de mi tía no era fácil; casi no comía más que fideos y repollo todos los días. Yo también me levanté y le pedí a mi tía que se lo llevara, contándole a mi madre lo que había pasado. Mi madre regañó a mi hermana, preguntándole: «¿Te peleaste con mi tía? ¡Es tu tía! ¡Eres una niña tan desobediente!». Mi tía sonrió con torpeza y dijo: «¡No, no, solo bromeábamos!». Mi tía ha perdido su antigua personalidad; esa chica testaruda ha desaparecido sin dejar rastro. No sé por qué ha cambiado su personalidad; normalmente, la terquedad es difícil de cambiar. No entiendo por qué mi hermana habla sin pensar. Un niño de primaria debería distinguir el bien del mal. Recuerdo otra vez, mi tío, que trabaja en Hangzhou, encontró esposa. Nos reunimos para comer, lo que fue como presentar a su futura esposa a su familia. Todos estaban felices y charlando, elogiando la belleza y la estatura de mi tía. Mi madre se giró y me preguntó en broma: «¿Es bonita tu tía?». Sabía a qué se refería, y aunque era joven, respondí: «¡Muy bien, un hombre guapo con una mujer hermosa!». Mi respuesta provocó la risa de todos. Entonces mi madre le preguntó a mi hermana: «Niu Niu, ¿qué te parece?». Claro, sabía que solo era para animar el ambiente, porque las opiniones de los niños son difíciles de falsificar. Mi hermana miró a mi tía y dijo: «¡Es horriblemente fea!». Todos nos quedamos atónitos. Mi madre intervino rápidamente para suavizar las cosas, diciendo: «¿Cómo es que es fea? ¡Tu tía es mucho más guapa que yo!». «Me avergüenza que mi hermana arruinara la armonía del ambiente diciendo cosas tan desconsideradas, sobre todo porque es mi hermana. Ahora que ha crecido, esto ya no pasa, pero sigo sintiéndome triste. Siento la frustración de mis tíos y la incomodidad que se respira en el ambiente.»Después de que mi madre terminó de contar la historia de mi tía, mi padre continuó: «Tu tía sufrió mucho. La operaron de cáncer cerebral, pero no se recuperó bien y no podía caminar sola, dependía de muletas para desplazarse lentamente. Tu tío pidió prestado mucho dinero para su tratamiento, pero su familia siempre creyó que él no quería pagarlo». Sabía de la enfermedad de mi tía; desde su desmayo hasta el diagnóstico de cáncer cerebral y su posterior fallecimiento, parecía que había pasado menos de un año. Cuando le diagnosticaron cáncer cerebral, hablé con mi padre sobre la posibilidad de evitar la cirugía y probar l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a. Soy un fanático de l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a; creo en el equilibrio entre los seres humanos y la naturaleza, y creo en el ciclo del destino. Si la vida de alguien está realmente acabada, nadie puede devolverla. Al final, mi tío optó por la cirugía. Su generación experimentó la reforma y la apertura, con la llegada masiva de la tecnología y los bienes occidentales. Vestían traje y corbata, e incluso para un resfriado leve, tenían que ir a la clínica del pueblo para recibir sueros e inyecciones. Desdeñé este enfoque, prefiriendo preparar alguna medicina herbal y dormir. ¡Ni siquiera era posible operar en la capital del condado! Mis tíos fueron a Zhengzhou para operarse, y todo salió bien. Ahora depende del destino; ¡nadie sabe cómo se recuperarán! Mi tío pidió prestados entre 100.000 y 200.000 yuanes para la cirugía. Para empezar, no tenía mucho dinero; había vendido platos fríos, espinos confitados y trabajado como guardia de seguridad; nada de lo cual le hizo ganar dinero. Hablando de su carrera, incluso probó suerte en las estafas piramidales. Hace años, vagaba solo, no sé si fue a Hubei o a Sichuan. Un día, llamó a mi abuelo, le dijo que había montado un negocio y que estaba demasiado ocupado para encargarse de todo, y le pidió que viniera a ayudarle. Mi abuelo le preguntó a qué tipo de negocio se dedicaba. Mi tío respondió que había abierto una planta de reciclaje de chatarra. Así que mi abuelo hizo un largo viaje en tren hasta la dirección que le había dado mi tío. En cuanto entró, presentía que algo andaba mal; la habitación estaba llena de gente. Esa noche, mientras dormía, se secó las lágrimas en secreto, sin atreverse a emitir un solo sonido. Esto es lo que me contaron mis abuelos hace unos años cuando volví a mi pueblo natal, hablando del futuro de mi tío y sus hijos. Me entristeció profundamente; no podía imaginar lo fácil que era engañar a la gente. El atractivo de las estafas piramidales solo funciona en quienes tienen poca fuerza de voluntad; alguien como yo solo puede reclutar a otros.

Ya era de noche cuando todo el equipaje estaba preparado. Mi padre llenó el tanque de gasolina del coche, encendió el GPS: este era el camino a casa. Como era verano, el clima era caluroso y húmedo. Llevamos una caja de arrayanes para que los mayores los probaran; esta fruta no se encontraba en mi pueblo. Mi padre conocía muy bien los arrayanes. Cada temporada de arrayán, mi madre seleccionaba los mejores, los ponía en un frasco grande de vidrio, lo llenaba con arcilla hasta el cuello, añadía azúcar gema y luego lo sellaba para esperar a que el vino de arrayán fermentara. A mi padre le encantaba beber un sorbo cada noche; el vino de arrayán era el mejor. De vez en cuando, cuando me resfriaba, cogía dos o tres arrayanes del frasco y me los hacía comer despacio, diciendo que era muy bueno para tratar los resfriados. La arcilla era fuerte, pero combinada con los arrayanes, tenía un sabor único: agridulce con un regusto ligeramente picante. La carretera en verano era diferente del período de Año Nuevo en invierno; el coche circulaba con mucha suavidad a altas velocidades. Mi madre alimentaba a mi padre desde el asiento del copiloto. Regresé a mi pueblo natal lleno de ilusión. Amo cada brizna de hierba y cada árbol allí; todo se sentía nuevo y emocionante. El coche funcionó hasta altas horas de la madrugada y llegamos a la capital del condado. Los cambios fueron enormes; Los viejos y ruinosos edificios de tres o cuatro plantas habían sido demolidos hacía tiempo, reemplazados por nuevas urbanizaciones. Nos detuvimos cerca de una tienda de sopa picante y, arrastrando nuestros cuerpos cansados, desayunamos. Para mí, lo más emocionante de volver a casa fue la comida local. La sopa picante de Henan es ligeramente diferente a la de Xi’an; los condimentos y los ingredientes son distintos. La versión local tiene un sabor más intenso y, acompañada de bollos fritos, es un desayuno tradicional de Henan. El aroma picante de la sopa llenó las narices de todos y nuestra fatiga se desvaneció. Mi padre llamó a mi abuelo para informarnos de nuestra ubicación y luego continuamos nuestro camino. Los caminos rurales de Henan, e incluso de la región de las Llanuras Centrales, varían mucho. A ambos lados del camino había árboles —no pude distinguir si eran álamos o abedules— con el tercio inferior pintado de blanco. Mi padre explicó que era para controlar las plagas y también para advertir a los viajeros por la noche.

Finalmente, entramos en el pueblo. En una zona tan rural, la llegada de coches y personas desconocidas despierta la curiosidad de los aldeanos. Mi padre bajó la ventanilla, ofreció cigarrillos a los aldeanos y los saludó. Al principio, no me interesaban estas personas sentadas junto a la carretera, pero más tarde, tras la explicación de mi padre, supe que cualquiera de ellos era pariente mío. Mis abuelos ya estaban esperando en la puerta. Mi abuela nos recibió con una sonrisa, mientras que mi abuelo, con un cigarrillo en la boca, no mostraba mucha expresión. Sabía que mi abuelo era un fumador empedernido; ya estuviera reparando un tractor o cortando leña, siempre tenía un cigarrillo en la boca, encendiéndolo en cuanto se apagaba. Llevábamos nuestras maletas, grandes y pequeñas, dentro, incluyendo la cesta de arrayanes que habíamos traído de 800 kilómetros de distancia. Entonces empezamos a compartir las especialidades locales que habíamos traído. Mi padre trajo cigarrillos al estilo de Hangzhou para mi abuelo, y mi madre preparó almidón de raíz de loto del Lago Oeste para mi abuela. En cuanto al segundo hijo de mi tío mayor y al hijo de mi tío tercero, no trajimos nada, porque como es costumbre, íbamos al pueblo a comprar, que es lo que hacemos cada vez que volvemos a nuestro pueblo. En el pueblo, mi madre compraba ropa, zapatos y útiles escolares para los dos niños. Mi tío tercero también regresó. Hacía mucho que no nos veíamos. Él y mi tía estaban trabajando en el Tíbet; no, solo trabajaba mi tío tercero; mi tía se quedó en casa. Nos sentamos en el patio. La abuela sacó caña de azúcar de la casa y, mientras la pelaba, les dijo a todos: «En los últimos dos años, mucha gente ha estado vendiendo fruta al borde del camino. He oído que la venden al por mayor desde Guangxi. Es muy dulce y mucha gente la compra. ¡Deben estar ganando mucho dinero!». Mi tío tercero intervino: «Mao Mao, ¿por qué no vas en triciclo y vendes fruta también? Caña de azúcar, manzanas y naranjas al por mayor». Sonreí con torpeza y dije: «Vale, es fácil, pero no sé vender. ¡Puedes vender por mí!». Toda la familia estalló en carcajadas. Parecía que la muerte de mi tía no había afectado el ambiente de nuestro regreso. «¿Dónde está mi tío mayor?», pregunté. La abuela dijo: «Está en su habitación, vigilando». Entendí lo que quería decir sin necesidad de explicaciones. Entonces mi padre le preguntó a mi abuelo: «¿Está bien el entierro? He oído que el gobierno exige la cremación». Mi abuelo, con un cigarrillo colgando de los labios, respondió: «No pasa nada. El pueblo no lo aplica estrictamente. Enterraron a varias personas hace poco y nadie del pueblo vino». De hecho, en el campo aún conservamos la costumbre del entierro por la paz. Mis abuelos dijeron que el lugar del entierro aún no se había decidido; es un trabajo técnico. Un maestro de feng shui usa instrumentos para encontrar un lugar propicio en el terreno del difunto, y luego familiares y vecinos trabajan juntos para cavar la tumba. Este también es un trabajo físicamente exigente. Tras excavar la tierra blanda, la tierra queda muy compactada; trabajan un rato y luego descansan. La familia no los trata mal; dejan un paquete de cigarrillos y un montón de bebidas al borde del campo. Si la fosa es demasiado profunda, una o dos personas tienen que intervenir para arreglar los lados, asegurándose de que esté cuadrada. Así es en el campo: si alguien necesita ayuda, todos acuden sin que se la pidan. Por supuesto, también he visto a gente pidiendo ayuda en el pasado. Hace unos años, después de Año Nuevo, me quedé solo en mi pueblo porque mi empresa extendió mis vacaciones anuales. Por casualidad, presencié el funeral de una persona mayor al otro lado de la calle, algo que nunca había visto en el campo. En la ciudad, cuando alguien muere, lo llevan a la funeraria para su cremación, un acto apresurado. La muerte de ese anciano fue trágica; no tenía hijos. Su sobrina le trajo comida, pero no recibió respuesta en la puerta. Saltó el muro y empujó la puerta para descubrir que llevaba muerto tres o cuatro días. En invierno, la descomposición es increíblemente lenta; nadie olía nada. Simplemente se preguntaban por qué el anciano no había salido a pasear por los callejones. Como no tenía hijos, su sobrino y su sobrina ayudaron con los preparativos. Su sobrina vino a mi casa y preguntó si mi abuela podía ayudar. Mi abuela, por supuesto, sabía la razón, así que rápidamente se quitó el delantal y se fue. La acompañé. El salón de duelo improvisado estaba hecho de lonas de plástico, cubierto con palabras auspiciosas para el difunto. Todos los presentes vestían de blanco; los parientes varones llevaban sombreros blancos y las parientes mujeres llevaban paños de luto envueltos alrededor de sus brazos. Los vecinos que vinieron a ayudar simplemente se ataron paños blancos alrededor de sus brazos. Como fui con mi abuela, interpreté el papel del nieto de esta anciana, con un sombrero blanco y un bollo al vapor en la mano, siguiendo con entusiasmo la procesión hacia el ensayo. Se suponía que era un ensayo, pero la procesión fúnebre, cargando un ataúd vacío y tocando trompetas, siguió una ruta preestablecida hasta el lugar del entierro. Supuse que era para avisar al alma del difunto que regresara rápidamente, que su funeral estaba a punto de comenzar, y que siguiera la procesión para encontrar su nuevo hogar. Después del ensayo, los cocineros contratados por la familia prepararon una comida deliciosa para entretener a los aldeanos que cargaron el ataúd y ayudaron. Disfruté de este tipo de festín; el día me pareció muy interesante. Nunca había vivido algo así en la ciudad. Al llegar a casa, mi abuela dijo que yo estaba más entusiasmado que nadie.A la mañana siguiente, al amanecer, comenzó el funeral de este anciano que nunca había tenido hijos. Dado que lo habían encontrado muerto tres o cuatro días antes, el funeral se organizó con prisa. Mi abuela y yo fuimos a casa de la familia. Tras ensayar la procesión, todos trabajaron en armonía. Una vez que todo estuvo listo, los hombres se reunieron bajo un gran árbol, fumando y esperando el momento propicio para partir. En el campo, los cigarrillos son indispensables para los asuntos oficiales; ofrecer cigarrillos es una cortesía y una señal de buena voluntad. Por supuesto, acepté uno. Fumo desde el instituto y prefiero los cigarrillos de Zhejiang; los de Henan tienen un sabor amargo, y solo quiero dar dos o tres caladas antes de rendirme. Se pegaron tiras blancas en cada árbol a lo largo del camino, indicando que pasábamos por cementerios propicios, probablemente para pedir a los espíritus que nos dejaran pasar. Cuando llegó el momento, los portadores del féretro aseguraron el ataúd a la estructura de hierro tirada por un tractor. Sonó la bocina y la procesión, encabezada por el tractor, se dirigió lentamente hacia el campo. Con un bollo al vapor en la mano, arranqué trocitos y los lancé a ambos lados del camino mientras caminaba. No tuve tiempo de preguntar por qué; supuse que era para alimentar al anciano o para ofrendar a los espíritus. La procesión giró hacia el sur tras dejar el callejón y se detuvo de repente. Todos se arrodillaron e hicieron reverencias, incluyéndome a mí, que interpretaba el papel del descendiente del anciano. Me sentí inmediatamente atraído por la doliente profesional; su lamento era triste y desesperado, como si estuviera de luto. Quise acercarme y ver si realmente había derramado lágrimas o si solo eran palabras vacías. La gente a ambos lados de la procesión ayudó a la doliente a levantarse y, con el estruendo de un altavoz, la procesión se reanudó. En una procesión así, la mayoría de la gente, como yo, solo estaba allí para el espectáculo; No había un ambiente de tristeza, solo el deseo de que el funeral transcurriera sin contratiempos. Caminamos y nos detuvimos hasta llegar a una zanja. Los encargados del funeral comenzaron a cantar ópera; el equipo de sonido era rudimentario, y no pude distinguir lo que cantaban, pero eran principalmente letras tristes y palabras auspiciosas para enviar al difunto al paraíso. Al terminar la canción, se reunió cada vez más gente, incluyendo gente de pueblos vecinos y transeúntes. Uno de los hombres dijo: «¡Otro más!». Los encargados del funeral dudaron. El sobrino del anciano dijo: «¡Les daré cien yuanes extra, canten!». Tras recibir el dinero, tuvieron que hacer el trabajo. Luego, cantaron ópera de Henan, popular en las Llanuras Centrales. Por alguna razón, a la gente del campo, ya fuera para una boda, un funeral o la celebración del primer mes de un bebé, le encantaba contratar una compañía de ópera para que actuara durante unos días. En aquel entonces, no había mucho entretenimiento; ver ópera era un gran placer. La gente se sentaba en taburetes toda la tarde, observando; incluso los fantasmas parecían observar. La procesión llegó al borde del campo, dejando atrás a las mujeres y dejando solo a los hombres entrar para terminar las tareas restantes. No entendía esta costumbre y nunca pregunté. Antes de bajar el ataúd, quemaban papel moneda al borde de la tumba, y el papel moneda que no se quemaba se arrojaba a la fosa, junto con los bollos cocidos restantes. Tras ajustar el ángulo del ataúd, sellaban la tierra. Regresé a casa antes de terminar la tierra, porque la vida del anciano y mi experiencia habían terminado.

Este viaje de regreso a mi ciudad natal fue durante las vacaciones de verano. El verano en Henan es increíblemente caluroso y húmedo. Después de cenar, fui con mi padre a casa de mi tío. ¡Como era de esperar, todavía estaba vigilando el congelador! No me atreví a mirar dentro, no por miedo, sino porque pensé que sería de mala educación. Mi padre le dijo a mi tío: «¡Ve a dormir un poco! ¡Yo lo cuidaré el resto de la noche!». Mi tío no dijo nada, se dio la vuelta y se fue a su habitación a dormir. Quizás las tediosas tareas de los últimos días lo habían agotado; ¡estaba realmente agotado! Deambulé por el jardín de mi tío, agachado junto al huerto, fumando. De repente, recordé una escena de mi infancia: cuando iba a casa de mi tío a comer. Mi tía sonreía y me servía un tazón grande de fideos. Mientras comía, la escuché regañar a mi primo. Dijo: «¡Eres tan desobediente! Tengo que llamarte para comer. No te vayas esta tarde. Mira a Mao Mao, qué bien se porta». Los padres chinos siempre parecen comparar a sus hijos con los hijos de otros. Me agaché en el suelo, riéndome para mis adentros, porque, en el fondo, era aún más salvaje que mi primo; simplemente lo disimulaba bien. Mi primo comía en silencio, igual que mi tío. Era tarde por la noche. Me quedé con mi padre hasta la primera mitad de la noche antes de sucumbir al agotamiento y volver a casa sola en la oscuridad. Cuando llegué, mi hermana ya estaba dormida. Nos apretujamos en la misma cama, la misma que mis padres usaron en su noche de bodas. La pequeña habitación estaba llena de muebles chinos antiguos. Podía imaginar vagamente el primer día de mi madre aquí, una chica de dieciocho o diecinueve años llegando a un hogar extraño, y luego tenerme a mí a los veinte. Nací en Lanzhou. Un adivino dijo que la fortuna de mi padre estaba en el oeste, así que llevó a mi madre a Lanzhou para abrir una tienda de desayunos. Más tarde, cuando no ganaron dinero, mi madre me llevó, todavía un bebé, y tomó el tren de regreso a su ciudad natal. Mi madre dijo que el tren era ruidoso, con todo tipo de gente, pero no lloré ni me quejé; estaba increíblemente silenciosa. La respiración de mi hermana se hacía cada vez más fuerte; debía de estar agotada por el largo viaje. Me quedé dormida lentamente con el sonido de su respiración.A la segunda mañana de regresar a mi pueblo, me despertó la conversación de mi padre y mi abuela. Me levanté y me lavé; mi abuela ya había preparado el desayuno. No vi cansancio en el rostro de mi padre; estaba inexpresivo. Me pregunté cómo había logrado sobrevivir la noche. Quizás había captado la esencia de la vida la noche anterior: que el nacimiento, la vejez, la enfermedad y la muerte son el orden natural de las cosas. En realidad, creo que mi padre es realista. Ni entiende ni le interesan estas cosas. Le he hablado muchas veces sobre el nacimiento, la vejez, la enfermedad, la muerte y la reencarnación, y simplemente sonríe y asiente. Parece creer que solo el mundo que podemos ver y tocar es el mundo real. Nunca he pensado así; nadie me enseñó estas cosas, y aprendí principalmente a base de ensayo y error. Después del desayuno, mi padre volvió a dormirse. Pensé que esta noche le tocaría el turno a mi tercer tío. Velar es un asunto largo; el tiempo parece pasar mucho más lento en el campo que en la ciudad. En una noche tan larga, velar el cuerpo de un ser querido es una experiencia agridulce indescriptible. Después del desayuno, nuestra familia se sentó en el patio a discutir los preparativos del funeral y otros asuntos, como si enterrar la tumba de la tía en la parcela sur o norte. La parcela sur estaba un poco lejos de casa, mientras que la norte estaba a solo unos minutos a pie. Decidimos por unanimidad enterrarla en la parcela norte, ya que el abuelo consideró que sería más conveniente para el futuro culto ancestral, ya que la mayoría de los antepasados ​​fallecidos eran enterrados en el norte. A continuación, necesitábamos contratar a un maestro profesional de feng shui para elegir un lugar propicio. Al igual que la anciana fallecida, esta era una profesión lucrativa. En las zonas rurales, donde hay muchas personas mayores, el negocio suele ir bien. Debido a las creencias tradicionales de estas zonas, los maestros rurales de feng shui son muy respetados y siempre se les trata con buena comida y bebida. El maestro de feng shui llegó después del almuerzo y fui con los demás. El maíz en los campos de verano crecía bien, más alto que una persona. El maestro de feng shui, con una brújula en la mano, la giró distraídamente, murmurando para sí mismo, y seleccionó un lugar en el norte. Una vez elegido el lugar, el siguiente paso fue limpiar un poco de maíz para preparar la tumba. La mayoría de quienes acudieron a ayudar eran parientes varones; no hacía falta pedirles ayuda; solían venir en cuanto se enteraban. Mi padre, que acababa de despertarse, se acercó con su sombrero de paja. Tomé una pala y comencé a cavar entre las raíces del maíz. La superficie cortada era tan lisa que la raíz del maíz parecía una galleta crujiente, y me encantó la sensación, así que seguí cavando. Entonces, mi padre me regañó: «¡Deja de cavar! El área que has limpiado es bastante grande. Tu abuelo trabajó duro para plantar esto». Estaba un poco nervioso, sintiendo que estaba desperdiciando comida por diversión. Un pariente, que estaba cerca, me sonrió con un cigarrillo en la boca, ¡probablemente pensando que era un poco idiota! Debería llamarlo Quinto Tío. Él y mi abuelo comparten el mismo abuelo, aunque es más joven. Este Quinto Tío está bastante frustrado. Hace unos años, durante Año Nuevo, gastó veinte o treinta mil yuanes contratando a una casamentera para organizar citas a ciegas. Gastó el dinero, pero no dio resultado. Recuerdo que un día, mi padre llevó a Quinto Tío a otro pueblo a recoger a la casamentera, y yo fui con él. Después de recogerlo, fuimos a cenar a un buen restaurante del pueblo. Quinto Tío quería que nos quedáramos a comer con él, pero mi padre, como es un hombre sensato, no quería que nos involucráramos en su cena de negocios, así que regresó conmigo educadamente. De regreso, mi padre se quejó conmigo de que habían invitado a cenar a la casamentera demasiadas veces, y que había traído a varios ancianos, diciendo que todos eran casamenteros, probablemente solo para aprovecharse. Dijo que era improbable que el trato se concretara; no parecía un negocio formal. Pensé que tenía mucho sentido. Como no comimos con ellos, no sé qué pasó en la mesa. Al día siguiente, mi tío Quinto y mi abuelo estaban charlando distraídamente frente a nuestra casa cuando entraron y se sentaron. Mi tío Quinto dijo que el asunto podría no funcionar y quería pedirnos nuestra opinión sobre cómo proceder. Mi padre tomó la iniciativa de preguntar sobre todo el proceso, lo cual me sorprendió. Mi tío Quinto dijo que cada vez que salían a comer, pedían licor caro, daban sobres rojos con dinero en efectivo y a cada persona le daban una caja de cigarrillos antes de irse. Lo habían hecho tres o cuatro veces. Con razón la casamentera trajo a algunas personas. Si fuera yo, también habría ido. Hay comida, bebida, dinero y una bonificación, ¿por qué no? Mi padre compartió entonces nuestras ideas desde el coche ese día, y ambos estuvimos de acuerdo. Era inusual que la casamentera comiera tres o cuatro veces antes de conocer siquiera a los padres de la chica. Entendí la preocupación de mi tío Quinto por su hijo; lo hacía todo él mismo, así que gastar un poco de dinero no era nada. Que yo sepa, el hijo del Quinto Tío sigue soltero. Esos dos o tres mil yuanes se han ido a la basura, y es un callejón sin salida. Despejamos un pequeño círculo en el maizal y los hombres empezaron a cavar con palas. No ayudé; tanto trabajo físico era demasiado para mí y temía empeorar las cosas. Así que corrí a la tienda de la esquina a comprarles agua y cigarrillos. Me senté al borde del campo, viéndolos cavar, pala a pala, reflexionando sobre cómo debería ser mi funeral y si el entierro tradicional seguiría siendo cosa del pasado. No me gusta mucho la cremación; aunque ya no siento el intenso dolor de la quemadura, todavía me resulta incómoda. Eso solo me deja el entierro en agua, donde los peces devoran lentamente mi cuerpo, y eso me resulta un poco incómodo. ¡Cielos! Incluso la forma de un funeral me hace dudar; ¿cuánto más confundidos y ansiosos deben estar quienes se suicidan sobre cómo dejar este mundo? Me apoyé en un álamo, mientras las cigarras cantaban fuerte y urgentemente, lo que complicaba aún más mis sentimientos. Intenté imaginar las cigarras y el viento como una sinfonía de la naturaleza, pero ¿era yo el director o el público? Tomé una rama del árbol y la agité al azar en el aire, como si estuviera en Viena. Tiré la rama a un lado, me apoyé en el árbol y cerré los ojos para escuchar el concierto. Las cigarras cantaban, el viento susurraba y las hojas se mecían. En ese momento, volví a ser oyente. El concierto finalmente terminaría. ¿Debería terminar con un final ferviente o uno triste? No tenía respuesta, como tampoco sabía cómo elegir la forma de mi funeral.No recuerdo si fue el cuarto o quinto día después de regresar a mi pueblo natal, cuando celebramos un banquete fúnebre. El luto de siete días de mi tía estaba a punto de terminar, lo que significaba que el entierro sería inminente. Según las escrituras budistas, una persona debe guardar un luto de siete días durante cuarenta y nueve días como un alto nivel de logro espiritual. ¿Cómo es posible que la gente moderna mantenga un luto tan largo? El luto de siete días es suficiente. ¡Los extranjeros mueren hoy y son enterrados mañana! No es que les falte un trozo de carne en su próxima vida. Quizás observar el luto de siete días demuestra piedad filial o es un acto final de devoción filial. Celebramos un banquete fúnebre a un precio moderado. Hoy en día, los banquetes fúnebres rurales tienen muchos platos, el sabor es decente, satisfacen a las masas y siguen siendo la opción preferida de la gente del campo para celebrar funerales. Este tipo de banquetes fúnebres se ven ocasionalmente en las grandes ciudades; el padre de mi compañero de clase tiene este tipo de negocio en Hangzhou y gana bastante dinero. En principio, no se debería invitar a nadie a un banquete fúnebre, pero sí debería asistir cualquier persona con quien se tenga una buena relación, o incluso vecinos del mismo pueblo. El dinero donado como obsequio funerario puede compensar aproximadamente el costo del banquete, e incluso generar una pequeña ganancia. Me apoyé en la puerta de la casa de mi tío, observando la contabilidad y la recolección de obsequios monetarios. El contable era el contable del pueblo, con gafas antiguas y un cigarrillo colgando de la boca. Siempre que alguien venía a dar un obsequio, se mojaba la mano con saliva y hojeaba frenéticamente el pequeño libro, con aspecto algo tenso. Los obsequios monetarios no solían ser cuantiosos; había un precio de mercado, y la gente discutía cuánto dar. Solo los familiares muy cercanos o aquellos con quienes el difunto tenía una buena relación daban relativamente más. Me asomé por la rendija de la puerta. Los cocineros contratados en la capital del condado ya estaban ocupados con los preparativos. El banquete a gran escala fue una tarea enorme; según se informa, habían llegado temprano por la mañana, recogiendo y lavando verduras, preparando ingredientes y friendo pescado y carne. Cocinar una comida tan copiosa era, sin duda, diferente a la comida de ciudad. Aunque las normas de higiene no eran las mejores, generaciones habían vivido así sin que nadie enfermara. En mi pueblo, aún no había visto ningún lío en el banquete. La gente solía sentarse junto a caras conocidas y, por supuesto, cuidaban sus modales en la mesa; comer mal invitaba a los chismes. Elegí sentarme en la misma mesa que mi padre porque ya he llegado a la edad en que puedo beber. En mi pueblo, con mucho tiempo libre, suelo tomar algo en las reuniones sociales. En mi pueblo, nunca se ve cerveza en la mesa; todo es baijiu (licor chino). Nos encanta el baijiu. No sé si es porque hace efecto rápido o simplemente es una costumbre, pero nunca he visto cerveza en la mesa. Mis parientes en la mesa no se sorprendieron de mi consumo de alcohol; empezaron a beber mucho antes que yo. Simplemente me preguntaron en broma cuánto podía beber. La verdad es que no sabía cuánto baijiu podría beber; quizá medio jin (250 ml), o unos ocho liang (400 ml) si estaba de buen humor. Aquí es común ver a la gente animándose a beber. He oído que esta tradición viene de tiempos pasados, cuando Henan era muy pobre; a los invitados siempre se les daba la primera copa, y se consideraba una señal de hospitalidad si estaban borrachos. Claramente, esta costumbre anticuada ya no debería existir. Si bien el ambiente de bebida es importante, la salud no debe subestimarse. Los adultos en mi mesa ya habían tomado varias rondas, y ahora era el momento de animarse mutuamente a beber más: «Tú sírvete un poco más, yo sírvete un poco más, me parecerá justo». Después de que el alcohol hiciera efecto, volvieron a jugar a juegos de beber, gritando hasta que se les hincharon las venas del cuello. Rara vez he visto una escena así; creo que pocos jóvenes modernos saben jugar a este tipo de juegos de beber. Parecía que a ninguno de los presentes le parecía mal beber y jugar a juegos de beber en un funeral. De hecho, no sentí ninguna tristeza en particular en este banquete. No sé si es porque la gente moderna tiene una mentalidad más abierta sobre la muerte o si entiende que es mejor dejar que la naturaleza siga su curso y aceptar el nacimiento, la vejez, la enfermedad y la muerte tempranamente. Creo que es muy difícil para la gente aceptar el nacimiento, la vejez, la enfermedad y la muerte; después de todo, no todos son santos, y no mucha gente tiene tanta iluminación. El banquete estaba a punto de terminar, y los ancianos del pueblo comenzaron a guardar las sobras en bolsas de plástico. Es una buena costumbre: primero, evita desperdiciar comida, y segundo, una comida tan buena es algo que normalmente no se comería si no fuera por Año Nuevo. En cada banquete, veo gente guardando las sobras; a veces el anfitrión incluso proporciona bolsas de plástico, y todos son bienvenidos si uno quiere llevárselas a casa. Algunas personas seguían bebiendo en la mesa. Dejé los palillos y caminé por los campos del norte. El camino fangoso, desgastado por las ruedas, era irregular, como los altibajos de la vida. Me senté sobre un montón de maleza, como si reflexionara sobre mi conexión con mi pueblo y su gente. El viento aullaba; en esta tierra desprotegida, el viento era el amo. Entonces, ¿quién es el amo de este mundo? Podría decirse que son los magnates o los altos funcionarios, pero no estoy de acuerdo, porque todos son humanos. Todo lo relacionado con los humanos perecerá con el tiempo. Por lo tanto, cuando los humanos dominen este mundo material, nada será permanente. Creo que la gente común no tiene la oportunidad ni el coraje de controlar sus propias vidas. Quienes tienen un complejo de inferioridad inherente nacen dispuestos a ser controlados. Los amos establecen las reglas y las directrices, e incluso si estas personas inferiores no cumplen con sus expectativas, lo aceptarán con gusto, porque no necesitan pensar en cómo crear todo esto, ni son capaces de pensar. Hay que decir que los humanos no pueden ser iguales. Algunas personas nacen con el talento de ser líderes, mientras que otras nacen para ser lideradas. No hay bien ni mal, ni bueno ni malo; solo quienes se adaptan a este mundo entienden cómo vivir en armonía con la sociedad. No sé cuánto tiempo estuve sentada sobre la maleza; solo supe que era hora de volver a casa cuando salió la luna.

Un brillante día de verano, el funeral de mi tía se celebró como estaba previsto. Los portadores del féretro y el personal funerario llegaron temprano a casa. Se podía ver el tractor aparcado en la puerta, listo para partir. Por alguna razón, el día del entierro, una sensación de tristeza descendió silenciosamente, como si las emociones acumuladas en los últimos días hubieran estallado. Mi madre es tímida; rara vez entra en casa de mi tío, y le da aún más miedo ver a mi tía tumbada en el congelador. Pero hoy, ella misma salió al patio para presenciar los preparativos antes de que transportaran el ataúd. Todos trasladaron a mi tía del congelador al ataúd. Vestía pulcramente, con varias capas de ropa, de colores no especialmente llamativos, y calzaba zapatos que recordaban a finales de la dinastía Qing y la épo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con suelas completamente negras. Tras revisarlo todo, se cerró la tapa del ataúd y la vida de la anciana llegó a su fin. Este fue su último gran acontecimiento. La procesión fúnebre ya estaba formada en la entrada. El segundo hijo de la anciana sostenía una fotografía. Estaba en primaria por aquel entonces, y aunque no entendía el gran significado de la vida, ya entendía algunas cosas. El tractor tiró del ataúd por delante y nosotros lo seguimos. Yo iba al final de la procesión, así que pude presenciar fácilmente todo lo que sucedía. Mi tío lloraba desconsoladamente, girándose hacia un lado para que mi primo se arrodillara y diciendo: «Esta es tu madre». Me sorprendió el llanto de mi tío. Aunque llorar era normal en tales ocasiones, nunca imaginé que mi tío lloraría con tanta amargura. Quizás no solo lloraba por su tía, sino por la trágica primera mitad de su vida, todas las injusticias y desgracias que le habían sobrevenido. Esto podría explicar por qué solía guardar silencio. No caminamos demasiado porque los campos del norte estaban muy cerca de casa, y los vecinos que pasaban observaban el cortejo fúnebre. Era evidente que estaban desconcertados por la repentina partida de la anciana. Era una mujer de buen carácter y reputación, y todos sentían una profunda pérdida. Llegamos al borde del campo. Según la costumbre, las mujeres no podían entrar, así que seguí al grupo hasta la tumba excavada previamente. Los hombres usaron varas de madera para ajustar el ángulo del ataúd y bajarlo a la tumba. Luego, se procedió con los mismos procedimientos que en el funeral de la anciana. Me retiré lentamente de los hombres y me uní a las mujeres en el borde del campo. Las cigarras comenzaron a cantar de nuevo, pero por desgracia, hoy no había viento, así que la sinfonía permaneció en silencio. El aire sofocante se pegaba a nuestra piel pegajosa, inquietándonos. Todos llevábamos toallas sobre los hombros, y se podía ver vagamente el brillo del sol reflejándose en el sudor de los hombres que trabajaban en el campo. Esperaba que el espíritu de la anciana estuviera observando todo esto. No la hemos olvidado, al menos no ahora. En cuanto al futuro, vivirá para siempre en nuestros recuerdos: una mujer testar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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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Guang Hui